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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练兵之二

时间:2014年07月16日   来源:项城公众网    点击:

     开化党既发动政变,洪英植等入宫胁王移居别宫,并请日兵入宫护卫。国王、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,老臣闵台镐、赵宁夏、闵詠穆等悉遭杀害,亲日派大权在握。这时袁世凯主张勒兵勤王,吴兆有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,袁认为缓不济急,乃分兵进援。袁为中路,吴张分左右翼,从王宫敦化门入,日兵曾据王宫狙击,终被袁兵攻入。这时洪、朴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,袁遣茅延年迎王入清营。洪英植等再三阻止,吴张二将亦赶至,韩王遂被清军迎入下都监清国兵营。袁往谒,王泣诉洪、朴等逼其更衣赴日本,恰遇清军攻入王宫始获免,但仍为洪、朴等劫掠,若非清兵来救,真不知下落何方。一边说一边流泪,情辞哀切。日使知事已败露,乃自焚使馆,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。亲日派断发变服,逃往日本。

  由于韩王在清营中,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、外交、军事,后来韩王回宫,亦邀请袁入宫护卫,居住偏殿,和国王仅隔一墙,朝夕晤对。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。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,听其指挥。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,袁乃和吴兆有、张光前商议,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。

  在这个回合中,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,由于袁世凯的果决,而占了上风。

 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,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,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,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国际问题要讲力量,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,它便积极布置,陆续增兵,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**,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,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。在这时候,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,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,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,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,事先并未禀报**,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,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**后,清廷乃派吴大澂、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。吴大澂认为袁轻启衅端,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,并向日本谢罪。

  光绪十年(1884年)十一月三日吴、续两大臣抵朝鲜。十七日晋谒朝鲜王,转达清廷意旨,由于中法失和,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,所以劝朝鲜忍耐。同时吴、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。日本见清廷软化,态度更趋强硬,得寸进尺。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,另带卫队200人入宫,日韩洽商议和,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,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,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,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。

 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(1885年)正月十八日举行,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,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,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、农商大臣西御从道。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,至三月四日结束,议定条款三项:(一)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;(二)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;(三)遇有重大事件,中日两国派兵赴韩,应先互相照会。

 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。

  《江华条约》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;《天津条约》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,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,当时官吏的愚蠢,真是痛心之至。

 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,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,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,非常痛心。原来他在朝鲜期间,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(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),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,韩王庸懦无能,所以建议**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。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,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,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,怕在朝鲜出乱子,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。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,但仍未见采纳。

  这时刚巧遇到袁的嗣母牛氏生病,袁乃要求请假回籍,所以他便和来韩查案的吴、续两大臣一同返国。这是光绪十年(1884年)十二月的事。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,再把他的建议上达,李仍不接受,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,返回陈州府了。

  清廷既然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,这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,其实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。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,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,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,所以自然不会同意,而袁世凯这时则已回家乡休假了。

  最可笑的,是清廷对朝鲜的统驭既没有原则,又没有目标。举例来说,在朝鲜壬午年以前,亲华派是大院君李昰应,而亲日派是闵妃和她的家族,可是吴长庆率兵到朝鲜来时,竟助闵妃平乱,诱缚大院君至保定拘押。甲申年中日在朝鲜互争雄长,这时闵氏一家都是亲华派了,照理清廷就该全力支持闵氏,可是清廷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却又主张释放大院君回韩。大院君被清廷押禁了许多年,内心当然仇恨清室,闵妃和大院君是仇人,这时见清廷又要送大院君回韩,自然也对清廷失望。

  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夏天,清军由朝鲜撤退回国后驻戍旅顺,这时北洋大臣正计划护送大院君回韩的方法,因怕闵妃一系的韩人抗拒,当时定计遣水军提督丁汝昌和总兵黄金志、王永胜、张绍华、黄建筦等率领水陆两军押送。但是外间流言甚多,认为清军变相返韩,日本也以此质询清廷。李鸿章深感焦灼,乃决心召袁世凯至津,准备令袁负责押送。袁至天津,李鸿章口授方略,指派为护送专使。八月十二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释放大院君李昰应,并遣送回国。十九日袁世凯和大院君由大沽上船,分乘兵船两艘,鼓轮东驶,过烟台、旅顺,廿五日抵达朝鲜的仁川。

  在朝鲜方面,闵妃这一派对于清廷送大院君返韩一事极为不满,闵妃竟逼使韩王拒派官吏前往迎接。袁世凯上岸后下榻中国行馆,同时分别照会各国兵船和领事,往复酬应,一面指责朝鲜政府无礼,竟不前来欢迎。第二天,朝鲜才派官吏和内侍来侍候。廿七日,袁世凯和大院君抵达韩京,韩王设幕南门,亲自迎接,于是大院君回韩的任务袁世凯总算完成了。

  这时,在朝鲜又有新的酝酿,那不是日本而是俄国。俄驻韩公使威巴在袁世凯抵韩的先一日前往韩京,商谈条约要求陆路通商,同时以俄人来训练韩兵,保护韩国。替俄韩牵线的是总税务司穆麟德。穆麟德是德国人,但系清朝北洋大臣派遣来韩的,因其善弄权术,所以李鸿章撤去其职务,改以美国人墨贤理继任。穆挟恨投效闵妃,自称有拒大院君之策,并拉拢帝俄介入韩事。闵妃派穆在典圜局工作,月薪300元,可以自由出入宫廷。袁抵韩后洞悉其情,立即压迫韩王遣走穆麟德,俄韩的勾结遂告中断。袁世凯后来回天津复命时,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,袁之获李特别提拔,便是由此开始的。袁无形中也变成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了。这时北洋大臣奉到上谕:“庆军驻韩四载,前年乱党滋事,镇抚一切,因应机宜,尚称妥善,着择优保奖”。恰清廷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,称病请假,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,赏加三品衔,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。袁奉委后,乃于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。

  袁世凯这次来韩,是第三次,又是这一年中的第二次,可是他这次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与以前相反,他前两次都是一手拿着剑,一手拿着强权,现在则是纯粹外交人员,虽然也需用武力作后盾,但是主要是杯俎折冲。

  在这时候,清朝在朝鲜遭遇到的对手,不只是日本,还有俄国,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也想插手,因此袁世凯便展开一幕激烈的外交斗争。朝鲜内部的亲俄派以金嘉镇、郑秦夏为主,韩王也被说动。金、郑等私通俄国,愿受俄国保护,愿签约使俄国在朝鲜和中国地位一样。清廷获悉,令北洋大臣饬袁调查。袁已知韩国有秘密文件送至俄国,求俄保护,乃召韩国诸大臣至袁办公处询问。韩臣驰告韩王及王妃,王及王妃甚恐惧,乃派议政大臣沈舜泽、金宏集等先后诣袁谢罪,解释投俄事王廷俱不知,乃小人伪造,于是捕金嘉镇、赵存斗、金鹤羽等治罪,而俄国公使亦不承认有密约事。

  光绪十三年(1887年)四月,美国人福久和韩臣洪英植、金玉均、金良默、郑秉夏等勾结,酝酿使朝鲜自主。袁世凯获悉,乃托病赴仁川,表示沉默**。韩王对袁的**深感不安,派近臣驰往慰问,并由朝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,饬福久回美。这时福久和美籍总税务司墨贤理共商促使朝鲜借款开矿,而闵妃族兄闵詠翊,则向韩王建议认为中国最怕欧西各国,倘朝鲜能直接与欧西各国通往来,则中国必不敢强迫朝鲜。于是决定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,派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。袁世凯获知闵詠翊的阴谋,即拟拘捕押赴天津,同时以朝鲜外交无自主权,不应直接派使出国事诘责朝鲜,朝鲜则以“使者已启程”来应付。袁这时乃要求朝鲜尽速召回特使,并派大员至中国谢罪,朝鲜政府公然不理。清廷退而求其次,要求朝鲜的特使到达出使国时,先赴中国公使馆报到,由中国公使絜同访谒,朝鲜方面依然置之不理,而对袁世凯则虚与委蛇。

  这段期间可说是袁世凯办理对韩外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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